“每当遥望梦中的故乡，多么想念白发的亲娘，只有娘烙的煎饼热乎馨香，只有娘烙的煎饼才充满念想，一张一张浓厚的亲情，一张一张给我温暖希望……”下班回家路上，音乐电台播放《娘烙的煎饼》，听着听着，泪就模糊了双眼。娘在鏊子前的身影、一撂撂叠放整齐的煎饼浮现眼前。

　　娘生于40年代的沂蒙山区，主要农作物就是玉米、地瓜、大豆、高梁、小麦，用它们为原料做出的煎饼是村民的主食。娘和煎饼是分不开的，我脑海中常想起娘在鏊子旁摊煎饼的场景。做煎饼是需要全家总动员的苦差事，我们家兄妹四个，两个哥哥和姐姐常常是天还不亮，就被娘叫醒或硬硬推醒，迷迷糊糊半醒半睡地起来推磨，磨煎饼糊子。我排行最小、力气小，娘不舍得叫醒我，所以当天亮我睡醒起床时，娘和兄姐已磨出了大半瓷盆糊子，大我两岁的姐姐看到睡到自然醒的我，总是一脸怨气地说“就你懒、就你最享福”。我就朝她做鬼脸吐吐舌头气她。现在想来，十二三岁的年纪的姐姐也还是个孩子，她也不想离开暖暖的被窝，是无奈的。粮快磨完的时候，娘就去锅屋支起鏊子，拿好柴火。鏊子是黑黑的圆铁制成的，三个矮矮的腿，中间略微凸起。烙煎饼的柴火是有讲究的，不能用木棍、玉米棒、高粱秸这样的硬柴，要用麦秸、树叶这种软柴，因为烙煎饼火侯很重要，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微火慢烧，这样能保证鏊子上各个部位受热均匀，摊出的煎饼更香。娘支好鏊子、准备好柴火后，哥哥姐姐也把剩下的糊子磨完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都交给了娘。娘就找个矮凳、蒲团或者一块土砖，蜷缩着身子蹲坐在鏊子前，准备一家人几天的口粮。这就是娘的“鏊子窝”，她在这个狭小低矮的“鏊子窝”前，一坐就是一上午，烙完最后一个煎饼起身时，娘的身子是摇晃的。我知道，长时间蜷缩蹲坐，娘的身子和腿麻木了。

　　我出生于70年代，吃着娘烙的煎饼长大。小时候，我经常坐在娘的鏊子旁，看娘摊煎饼听她说话。我家姊妹多，需要的吃食也多，所以我家鏊子是最大的（娘说是12印）。简易的锅棚下，娘坐在低低的蒲团上，用勺子舀一勺糊子放在鏊子上，用竹片做成的刮子均匀地摊开，鏊底的火苗跳动着，伴随着“吡吡”的响声，鏊子上升腾出白色热气，转眼间香喷喷的煎饼就烙好了。我看着这幅画面，感觉娘就是一个画师，每张煎饼都是娘的作品。娘的鏊子窝里藏着我快乐的童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娘会在鏊子窝里烧地瓜、土豆、带皮的苞米……热气腾腾的烤地瓜、烤玉米是那个岁月最美的滋味，吃完小嘴巴黑黑的、味道美美的、心里暖暖的。这是我童年的零食,满足了我的味蕾,富足了我的心灵，幸福了我的童年。娘跟我讲，煎饼还为抗战做出突出贡献，战争时期沂蒙妇女做军鞋、烙煎饼拥军支前。听着娘讲的故事，红色基因在我小小的心灵生下根。小小的煎饼里蕴藏着大爱，电影《红日》里战士吃煎饼卷大葱的经典镜头，让人记忆犹新。煎饼，已不仅仅是舌尖上的 “味道”，更被赋予红色时代的“味道”。

　　我在娘的鏊子旁度过了我的农村童年。读初中时学校在镇上，两个哥哥在县城读高中，家离学校远，就寄读在学校，一周回去一次，回去一趟，就带回自己一周的饭菜。每个周末，娘早早把煎饼烙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三个包袱中。娘的手艺很好，烙的煎饼薄如纸味道香，看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吃着娘烙的煎饼，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每次离家，娘都掂着煎饼把我送到村口的路上，我背上煎饼大步向前走不敢回头看，怕脸上的泪滴被娘看到，怕看到娘的身影越来越小消失在路尽头。我和哥哥背着沉甸甸的煎饼，带着母亲厚重的期望完成了学业，煎饼伴随了我上学的时光。有时候我想，娘烙的煎饼如果撂起来，是不是比山高如海深？一张张煎饼是我求学路上的干粮，散发着母爱的光茫，就像娘温和而又慈祥的脸庞，散发着淳朴的善良，给了我前行的力量和臂膀。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煎饼机代替了鏊子，村里会烙煎饼的越来越少，烙煎饼的手艺已经成了人们的记忆。而娘，还是会支起她的鏊子，只要我们回去，总要给我们烙上一大包带回。娘15岁烙煎饼，烙了六十多年。如今，娘已白发苍苍年近八旬，做事动作迟缓，常常忘事，可她烙煎饼的水平丝毫未减，依然薄如纸形如棉。姐姐下学早，娘便把这手艺传给了姐姐，而姐烙的煎饼却赶不上娘。煎饼是那个时代的岁月印迹，已刻入母亲这辈人的灵魂深处，融入了她们的精神世界。那个黑黑的鏊子见证着娘的付出和浓浓的爱。金黄色的煎饼，那简陋的鏊子窝，承载着我美好的童年记忆；柴火跳跃的烟火气，鏊灶灰里滚烫的地瓜芋头，永远是我最快乐的记忆。餐桌上的食品各式各样，唯有娘烙的煎饼最最香。

　　“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暇，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他的笑像极了妈妈……”。车子飞速地驶在回家的路上，因为那里有娘和娘烙的煎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