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按照习惯，每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姐弟都会回到乡下，帮助父母收获他们的责任田。

　　然而，今年却有些异样：即使白露过后，母亲也没有像往年那样反复嘱咐我们要在某个时间点前回去，不要误了庄稼的收种。当我们“自觉地”赶回家准备“秋收”时，看到的却是母亲正坐在客厅里全神贯注地欣赏着电唱机里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声音大的近乎噪声。但由于听力严重下降，好像也没怎么影响坐在沙发上打盹的父亲。看到我们，两位老人都高兴的合不拢嘴，母亲还着急忙慌地去厨房拿水果、提热水，秋收秋种只字不提。母亲稳如泰山般的表现委实出乎我的意料。接过她手里的苹果，我认真地说“哎，老太太，棒子还掰不掰啦？”“掰过了，棒子秸也打了，这几天太暖和，麦子晚几天再种。”母亲轻描淡写地说。“啊？你自己咋去的？”我很是吃惊。因为今年父母搬到了离田地十多里的集中居住点，年逾八十的母亲只会骑人力三轮，去田里单程也得一个多小时，即使用机械收割，上千斤的棒子穗她怎么弄回来的？“村里来统计了，只要自己愿意可以集中收种。人家只收籽，棒子秸打碎返田，包收包种。”看着我的疑惑，母亲絮絮地补充着：“你们几个都忙的不行，这样咱不用专门的去人，多花不几个钱。噢，卖棒子的钱已经送过来了。”我终于缓过神来，忽然间涌出一种莫名的失落——这秋收秋种，全家没有一个人参与，就结束了？！但，真的结束了。

　　“夏忙半个月，秋忙四十天”，秋收秋种曾经是除三夏之外又一个忙碌的季节。十年前的秋收秋种，是一家人的秋收秋种，是庄稼人既盼望又害怕的时间。盼望是因为夏收可以管全年的口粮，秋收才能为孩子们攒学费、为家里攒积蓄；害怕，自然是其中的辛苦与劳累——没有亲自做过的人是不可能想象得到的。那时候，没有如今这样品种繁多、规格不同的农用机械，也没有平整顺畅的田间道。每到农历的八月、九月，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上阵，甚至还没学会走路的孩子，也会放到地头自己玩耍。当时的乡下秋野，到处热火朝天、繁忙无比。割豆、割谷、掰棒子，收芝麻、刨花生、出红薯、拾棉花，种麦、栽蒜，能干啥活干啥活，能干多少干多少，真真切切的“田家少闲月，‘秋收’人倍忙”。印象最深的当数掰棒子，要穿长袖、长裤、脖子里再系条毛巾，防止棒子枯干的秸秆、叶子割伤皮肤。一般是大人负责三到四垄，小孩至少一垄，掰下的棒子隔一段放一堆，之后用编织袋或篮子扛到地头的地排车里。装车时首先装几袋堵住车厢两头，中间装满后，再装编制袋一层层地往上摞，差不多要装到两米高，用麻绳捆绑牢，拉回家。

　　待到夜色笼罩大地，晚饭之后，小孩子们会像家里的小狗一样，自觉地爬到床上沉沉地睡去。有时借助月光，亦或谁家大门口一盏发黄的灯泡，一家、几家的大人们还要剥棒子皮，外部的皮扒掉，剩几片柔软的两个或者几个系到一块，挂到院子里、街道旁的树杈或者搭好的架子上，亦或放在绑扎的钢丝网“囤”里。棒子外皮晒干垛到墙角，那是冬天锅灶的引火柴。

　　五年前的秋收秋种，田野里不再热闹，参与的人变成了一群兼照顾孩子、老人的妇女或者仍然具有劳作能力的老者，“干活”的主角变成了机械。因为收割机、播种机的数量较少，大多数人的秋收秋种主要是“等”机械。因为机械要连片收种，各家只要把运输的车辆开到地头，准备好装运家什和播种用的肥料、种子即可。少量的体力活，邻里之间一帮衬，轻松完成。同样是掰棒子，人们的着装更是与原来大相径庭：棒球帽、短袖、短裤、休闲鞋，有些年轻的女子甚至穿裙子和高跟鞋。原来我们姐弟四人要干几天的活，一台收割机“突突突”几个来回，几个大包单和电动三轮就装满了金黄的棒子穗，秸秆也打成了碎片。原来要持续数天的秋收秋种，三、五天即田光地净，秋忙的辛苦与劳累日渐淡化。

　　“秋分牲口忙，耕运耙耢耩”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秋收秋种景象已经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种植和收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会习惯庄稼地里的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