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任务，因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基本完成，大批城市的解放带来了大量新的问题，经济困难也十分严重。一是生产严重下降，许多工厂关了门。二是失业工人激增，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三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的认识一度出现混乱。四是由于工业严重萎缩，工资结构畸变，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猛烈扩大，影响了工农联盟。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是伟大的，但面临的问题也是严重的。而全党对这一系列问题认识并不一致。1948年底到1949年初，在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上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左”的倾向，不少党报一连几个月对上述的严重问题不敢讲，鼓励资本家开厂的文章一篇也没有，批判民族资本家的文章却连篇累牍。

　　错综复杂的现实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共中央及时地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全会向全党提出了伟大的号召——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改变我国落后的农业国的状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同时，还指出，这种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还应当“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

　　全会结束到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只有40天。总结北方城市接管的经验教训，纠正偏差、澄清思想、明确政策，对于更好地接管即将解放的南方各城市，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胜利地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历史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当时，天津是已解放的第一大工业城市，解放后，在经济恢复工作中出现的一系列客观和主观问题比较典型。因此，受中央委派，刘少奇来到了这里蹲点，展开调查研究。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韩广富 曹希岺 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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